中国标准TD-SCDMA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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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SCDMA网络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短命的一张3G（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

财新记者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随着4G时代的到来，中国移动将不再追加TD-SCDMA的新建投资。TD-SCDMA网络未来的目标是维护以保持网络稳定，逐步将过去发展的TD-SCDMA用户过渡到4G（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上。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TD-SCDMA网络将走向自然衰亡。上距2009年1月3G牌照发放，TD-SCDMA网络从2万个基站开始踏上商用之路，不过短短五年。

实际上，早在中国移动一年前上马4G时明确将4G的语音服务回落到2G（第二代移动通信）网而不是3G网时，TD-SCDMA就已被放弃了。

或者说，在更早以前的2009年，当中国移动受命组建TD-SCDMA网时，便明确这张网只是一张过渡网络，要求制造商在组网时必须兼容TD-LTE（第四代移动通信的两大标准之一，另一标准为LTE FDD），TD-SCDMA的命运就早已注定。

这是一张举全国之力打造的3G网。尽管运营商被迫为之，多年来花在TD-SCDMA网络上的投资仍然不菲。根据野村证券的统计，截至2014年底，TD-SCDMA网络建设累计投资超过1880亿元。加上中国移动投入的终端补贴、营销资源，保守估计投入远远超过2000亿元。

“现在，TD-SCDMA网络的利用率约30%。随着TD-SCDMA用户转向4G，这笔巨大的投资永远收不回来了。”野村证券副总裁黄乐平对财新记者说。

TD-SCDMA曾经赖以立足的“自主常识产权”，如今很清楚是一个被夸大的神话。中国一家知名设备厂商负责专利研究的中层告诉财新记者，有没有TD-SCDMA都不影响中国企业的专利实力。一是在其他两大国际3G标准里面，中国企业经过多年研发已经拥有核心专利，如HUAWEI在WCDMA领域拥有的专利超过6%，在LTE里拥有的专利达到15%，中兴在LTE里的专利也有13%；二是在一个国外无人使用的技术里，拥有再多的专利又有什么用？何况，中国企业在TD-SCDMA里拥有的核心专利，业界主流的看法是只有百分之十几，并不比中国企业在WCDMA及LTE里拥有的专利多。

“你不能因为在通用跑道上起步比别人晚，就以为不能追赶，转而自己去挖一条跑道。现在看得很清楚了，挖的跑道最终还是拐到通用跑道上去了。”拥有30多年电信从业经验并曾在中国知名电信制造商担任高层的一位加拿大电信专家说，“中国的TD-SCDMA实际上是把中国的电信企业引上了一条背离主流技术的路，等于是花中国移动的钱，在错误的技术方向上，培养了一批无法跟上国际主流技术的企业。”

中国标准横空出世

一位早期曾经积极为TD-SCDMA奔走的电信老专家，几年前就开始悔恨。他说：“我没想到TD-SCDMA最后会演变成一场运动，会要求运营商只能上TD-SCDMA。大家的初衷不是这样。”

他仍然认同当年支撑TD-SCDMA成为国际3G标准。“在当时，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他认为，2G时代，中国只是看懂和学会使用别人制定的标准，后来中国整个电信产业界都希翼能真正参与3G标准制定，搞懂游戏规则，同时为中国企业赢来一点话语权。

这位专家回忆：“世界无线电大会给3G分配的频率有FDD和TDD两种。GSM/WCDMA都是FDD频率，国外厂商在FDD上耕耘了几十年，中国厂商包括HUAWEI、中兴都是刚刚起步，根本没法竞争。而国外厂商关注TDD比较少，大家认为，中国在TDD领域提自己的标准，成功的希翼要大一些。等成功之后，再慢慢深入到更多领域，一点点积累自己的实力。”

一开始，中国人曾经尝试在WCDMA中增加话语权。其时，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宣布采用与国际合作的方式制定3G标准，特别是欢迎中国、日本、韩国加入。中国于是成立了3G无线传输技术评估协调组，由李金清、李默芳、曹淑敏、沈少艾等电信专家组成，参与欧洲3G标准的评估。他们参加了欧洲标准组织在西班牙举行的3G标准讨论大会，当时倾向于支撑WCDMA。他们也希翼将自己的技术融入欧洲的WCDMA技术标准里，还曾专门邀请欧洲标准组织来到中国，组织北京邮电大学、东南大学的电信专家们与他们讨论。

“大家想着通过指出别人的WCDMA存在缺陷，趁机把自己的专利加进去，结果中国的几个专家一说话就被人家驳了回来。他们提的问题别人早就考虑到了，每个参数都有理有据，连怎么来的都说得清清楚楚。” 一位参与标准制定工作的专家感叹，“大家根本没有机会。”

转向TD-SCDMA的过程来得突然。1998年6月29日，国际电信联盟（ITU）规定的提交3G标准提案截止日的前一天，中国以“CATT”（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名义提交了TD-SCDMA标准提案。而中国是在1998年初，才由时任国家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的周寰在一个内部会中提出，要提出中国自己的标准。之后周寰找到当时邮电科学技术研究院相关技术带头人李世鹤，请他主持，给定三个月拿出提案。

如果追根溯源，仓促上马的TD-SCDMA 源自西门子的TD-CDMA技术。当时，西门子的这一方案因技术上过于繁复，在欧洲标准组织关于3G标准的竞争中已经败给了爱立信、诺基亚等支撑的WCDMA标准。用一位电信业内权威人士的说法，在西门子研究部参与3G研发的李万林的推荐下，西门子决定用这一技术与中国人合作，由中国人来提出新的3G标准。“TD-SCDMA里面真正中国人研发的专利主要就是智能天线。”上述电信权威人士说，按照李万林当年的说法，邮科院的智能天线及相关技术正好解决了一些西门子方案无法解决的问题。

不过，智能天线在新标准里的作用在当时就有争议。长期担任中国移动总工程师的李默芳曾在欧洲标准组织先容TD-SCDMA的智能天线有优势，遭到一位外国专家的反驳：“天线技术可支撑任何无线传输技术，如果一个系统过分依赖天线，说明这个技术或许有缺陷。”李默芳当时无言以对，只能强硬表示中国的运营商要使用这个技术，希翼纳入国际标准。据与会人士透露，在整场讨论中，焦点都集中在FDD的3G标准讨论上，围绕WCDMA、CDMA2000的标准融合成为争论最热烈的议题，而对TD-SCDMA的讨论比较冷清。在频谱的划分上，TD一直就处于辅助地位。

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不久改制成为大唐集团。“大唐集团在各个场合都强调TD-SCDMA是中国主导的标准。但国际标准实际上是‘有你、有我、也有他’，即便提交了提案，还需要各个成员共同讨论形成真正的标准。大唐既然说是中国自己的标准，那你就自己做去吧。”上述参与标准制定的专家直言，“很长一段时间，TD-SCDMA提案几乎无人理睬，没人将这个提案转化为标准。”

直到1999年国庆前夕，大唐集团负责标准制定工作的李军找到时任中国移动技术部总负责人的李默芳，让李默芳连夜奔赴德国参加运营商融合工作小组（OHG）大会，请OHG发函给国际标准组织，才真正启动TD-SCDMA由提案向标准转变的工作。

2000年5月，在国家信息产业部、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等运营商的强硬表态支撑下，ITU（国际电信联盟）正式宣布将中国提交的TD-SCDMA，与欧洲主导的WCDMA、美国主导的CDMA2000并列为三大3G国际标准。对TD-SCDMA的出炉，国外厂商反应冷淡，甚至有设备商称“大家有能力做TD-SCDMA，但大家不会做”。

大唐很快将TD-SCDMA冠以“自主常识产权”之名，中国标准由此名扬四方。

中国标准TD-SCDMA之殇：2000亿投资打水漂
大唐的煎熬与转机

TD-SCDMA确定了3G国际标准的地位之后，大唐集团并不满足其仅仅作为一个纸面的学术标准存在，而是全力以赴推动其成为一个实际的产业标准。

大唐将未来都押在TD-SCDMA上。2001年9月，时任大唐集团董事长周寰决定，集中大唐集团内部从事移动通信技术开发与产品制造的各类主要资源，组建大唐移动，全力以赴开发TD-SCDMA技术及其产品。这意味着大唐集团改变

WCDMA/CDMA2000/TD-SCDMA三大标准同时研发的策略，一心一意扑向并不成熟的TD-SCDMA。一旦TD-SCDMA失败，大唐集团将无法像它的竞争对手那样在其他3G技术上腾挪。

2002年2月，大唐移动成立，从一开始就面临资金匮乏。在原大唐移动总裁唐如安看来，2002年-2004年间，大唐移动实际的资金用量不算大，“每年大概人民币1亿多到3亿多”。但大唐移动自身盘子很小，注册资本为1.5亿元，现金只有8000多万元，依靠自有财力无法支撑TD-SCDMA的研发。

为了融资，大唐移动几乎接触了在中国的所有一流投行，最后只与上海贝尔达成协议。2004年11月，上海贝尔向大唐移动注资1.5亿元获得3%的股份，另外投资1亿元用于TD-SCDMA的研发。同时，上海贝尔向大唐移动开放—条生产线，用于TD-SCDMA基站的生产。这笔资金缓解了大唐移动的燃眉之急，但相较于其他设备商在WCDMA、CDMA2000上动辄几十亿元的研发经费，实在是少得可怜。

截至2007年底，大唐移动在TD-SCDMA上累计投入约20多亿元，其中约60%是银行贷款，约40%来自国家项目资金、技术有偿转让、专利许可授权等。

一边是大唐移动孤注一掷投资TD-SCDMA，一边却是迟迟不见启动的TD-SCDMA市场。

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的吴基传始终坚持市场为主、技术中立的态度。他曾在2000年12月的一次发布会上表示，TD-SCDMA虽然被列为国际3G通信标准，但不意味着它一定就是中国的3G通信标准。3G什么时候上，以哪种方式上，最终还是要看需求，看市场，看应用。他还回顾了早期中国移动通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第一代移动通信，也就是大哥大时代，中国采用欧洲的技术、美国的频段，非驴非马，结果没有规模经济性，设备昂贵，还不能漫游；到了2G时代，中国采用了“原汁原味”的GSM技术，才创造了当时移动通信大发展的好局面。他的接任者王旭东对于发展TD-SCDMA也心存犹豫，觉得技术和时机并不成熟。

当时运营商也不太买TD-SCDMA的账。“没有运营商想要TD-SCDMA，因为大家都知道TD-SCDMA不成熟，若混合组网还好，独立组网谁做谁亏。”一位运营商资深人士描述，“TD-SCDMA就像个不讨喜的皮球，被运营商踢来踢去。”

大唐集团心急如焚。原大唐电信集团总工程师李世鹤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过当时的窘境：为了TD-SCDMA，没钱的时候把大院里的楼、地都抵押出去了。“如果那时垮下来，整个研究院、房子、地都没有了。”

大唐集团必须推动TD-SCDMA尽快商用。在它的游说之下，信产部划分了155M频率给TD-SCDMA，并与发改委、科技部一起支撑TD-SCDMA产业联盟成立，2004年还耗资7.08亿元启动TD-SCDMA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在前述电信业权威人士看来，在这个阶段，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对于TD-SCDMA虽然给予了必要的支撑，但还保持克制，并没有将整个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都押进去。

不过，这样的支撑不足以使已经在商业化进程中落后的TD-SCDMA被运营商接纳。最终将发展TD-SCDMA推进为国家意志的，是2005年的一封信。据知情人士透露，周寰找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重量级科学家，请他们联名上书政府相关部门，支撑中国“自主创新”的TD-SCDMA。

信的后续影响极大。在当时举国提倡自主创新的氛围里，国内三大科研机构的领导联名上书，引起了决策层的重视。高层批示：此事重大，关系到我国移动通信的发展方向。这被解读为中国要“举全国之力”做好TD-SCDMA。唐如安曾在回忆文章中直言不讳，称只有上升为国家意志，TD才获得了真正的出路。

2006年1月，新世纪的首次全国科技大会召开，TD-SCDMA与神州五号载人飞船、水稻超高产育种等一起，被列为“十五”期间自主创新取得的最具代表性的重大科技成就。

之后不到两个星期，TD-SCDMA被明确定为中国3G通信标准。再接下来开展规模试验、划拨研发基金、进行友好用户体验等，TD-SCDMA的商用化进程明显加快。

“整个氛围都变了，一般会上很少听到不同意见，都是讲TD-SCDMA可以独立组网，都是讲TD-SCDMA的好。一次部里召开会议讨论TD-SCDMA，李默芳提了不同意见，认为TD-SCDMA本身就不是最先进的，不可能成为3G的主导，后来就看不到她来参会了。”一位电信业内专家回忆称。

李默芳从TD的早期支撑者转而反对独立组网是有原因的。据中国移动内部人士透露，2005年大唐做验证TD-SCDMA的独立组网实验，专家组考察时，一开始网络没接通，后来大唐重新鼓捣了很久才接通网络，但中国移动后来了解到，那只是临时性接通了，“做个样子”。

2006年3月，中国移动宣布李默芳因年龄到点退休。业内不少人认为她是因为反对TD-SCDMA独立组网而“被退休”。几乎与此同时，TD-SCDMA在厦门、保定、青岛三市开始规模试验，真正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应用。

前述电信业内权威人士透露，当年三院士的信由周寰起草，但后来其中一位听电信业内人士详细讲解后感觉不妥，曾希翼有懂行的人再写信递上去，并且从此表态转为谨慎。

中国标准TD-SCDMA之殇：2000亿投资打水漂
中国移动逼上梁山

从外场试验到规模试验，运营商对于TD-SCDMA在商用化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已了如指掌。尽管高层已表态，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都在左躲右闪，希翼避免发展TD的任务最终落在自己头上。

2005年，时任中国移动总经理王建宙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希翼中国移动在切入3G的时候直接从现有最好的技术入手。”之后，他更明确中国移动要用更高速的HSPDA技术支撑2008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WCDMA的向上演进技术。在此之前，中国移动的领导班子就达成了一致：在FDD频段，中国移动由GSM平滑演进到WCDMA；在TDD频段，采用TD-SCDMA，以满足高密度地区的覆盖。

这是一个以WCDMA为主的混合组网的设计。在2008年之前，中国移动从未想过自己将来只有TD-SCDMA这一张牌。2005年前后，包括中国移动在内，三家运营商都曾在全国多个城市抢建WCDMA试验网，意欲生米煮成熟饭，搭上WCDMA的快船。

中国标准TD-SCDMA之殇：2000亿投资打水漂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企业高级工程师李进良接受公开采访时称，2005年，全国有30多个城市建了80多个WCDMA网，有上千个基站。在TD的支撑者看来，TD即将胎死腹中。李进良也是上书者之一，恳请国家立即制止这种违规行为。国务院因此批复要求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联合调查，电信运营商违规建设的WCDMA网络很快被拆除。中国移动只能将自己在广州、深圳、厦门等地搭建的WCDMA网络改造成TD-SCDMA网络。

将中国移动绑上只能上TD-SCDMA这条船的推手是大唐集团。

“大唐担心运营商同时有两张3G牌照，会优先发展更成熟、具有更大经济规模效益的WCDMA或CDMA2000，TD-SCDMA会被边缘化，因此明确要求给运营商发一个‘干净的牌照’。”前述曾在大型电信制造商任职高层的知情人士说。

2008年4月，前国务院参事郎志正联合了另外两名参事再次上书，明确建议由中国移动来做TD-SCDMA，理由是中国移动有用户优势、有充足的资金且是国际品牌。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批示。

最终，中国移动被钉在了TD-SCDMA上。2008年5月5日，工信部召集三大运营商开会，要求“TD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随后的5月8日，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表态：中国移动将发展TD-SCDMA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至此，中国移动接盘TD-SCDMA大局已定。

2009年1月7日下午，工信部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内部发牌仪式，将TD-SCDMA给了中国移动，与此同时，中国联通获得WCDMA牌照、中国电信获得CDMA2000牌照。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当时曾问中国电信科技委的一个负责人没拿到WCDMA感觉如何。这位人士坦言，只要TD-SCDMA没落到电信手里，就是赚了。

一名中国移动前高层向财新记者透露，TD-SCDMA的技术到底怎么样，工信部心里有数。只发一张TD-SCDMA牌，且发给中国移动，工信部实际上有平衡三大运营商的考虑。当时，还在信产部任副部长的奚国华在中国移动的年度大会上曾直言：让中国移动一家独大是政府的失职。对主管官员而言，让中移动发展商业化落后的TD-SCDMA可谓一举多得，一来对上面有交代，二来可平衡产业格局。牺牲的只有中国移动的正常发展。

对中国移动，2009年是一个转折。财报显示，2008年上半年，中国移动净利润为548亿元，同比大增44.7%，而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中国电信净利润分别为44.2亿元、58.77亿元、126.3亿元，合计起来刚达到中国移动的一半。拿到TD-SCDMA牌照的2009年，中国移动实现营业收入4521.03亿元，同比增9.8%；净利润 1151.66亿元，同比仅增长2.3%。

业内人士都心知肚明，中国移动拿到一手烂牌。中国移动获得TD-SCDMA牌照之际，中国的TD-SCDMA仅有2万多个基站，还算不上一张完整的3G网络，用户总数不到42万，且国际上找不到任何盟友。与之相较，同为3G国际标准的WCDMA已经非常成熟。2008年底，全球WCDMA商用网络已经有254个，其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过90%的WCDMA网络升级到HSPA。全球WCDMA/HSPA用户为2.87亿，预计 2013年将超过18亿。

从2009年到2013年，面对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猛烈进攻，中国移动几无还手之力。

曾经作为优势的智能天线在组网时成了麻烦。一位参与网络建设的技术人员对财新记者直言：“TD-SCDMA天线像门板，特别大，装在屋顶上，一刮风都快要把屋顶掀翻了。”中国移动不得不组织各大设备商进行技术攻关，改进天线、传输等各方面的问题。

面向用户，中国移动也拿不出像样的终端。相较于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开售诺基亚、摩托罗拉、SAMSUNG等的成熟终端，中国移动一开始只能卖大唐、新邮通研发的低端机。中国移动不得不每年拿出数百亿元补贴终端，用于推动TD-SCDMA终端产业链的成熟。

但是，由于高通不愿生产TD-SCDMA芯片，中国移动迟迟不能获得苹果的青睐，只能眼睁睁看着它的竞争对手大打“苹果”牌，硬生生抢走自己的高端用户。

最难的还是网速上不去。3G相对2G的优势就是数据传输速度。“无论是网络建设，还是终端，只要砸钱进去，给予一定时间，最终问题都会解决。但TD-SCDMA的技术本源决定了它的低速率，再怎么优化也赶不上其他的3G标准。”一名曾主管中国移动技术部的高层称。在中国移动的努力之下，TD-SCDMA网络经过了多轮优化，终端也由初期的种类极少变得丰富多样。但它的速率多数情况下只能达到1兆/秒。至2013年，中国联通的WCDMA下载速度普遍可达21兆/秒，未来可向42兆/秒、84兆/秒演进；中国电信的CDMA2000普遍达到3.1兆/秒，未来可向9.3兆/秒演进；但中国移动的TD-SCDMA只能达到2.8兆/秒，即便未来演进也只能达到3兆-4兆/秒。

先天不足，中国移动只能一边继续砸钱建设和优化TD-SCDMA网络，一边眼睁睁看着市场份额不断下滑。在3G刚开始商用的2009年，中国移动的用户数为5.22亿，在全国7.25亿移动用户中占比达72%，其次为中国联通，占比20%，刚刚运营CDMA网络的中国电信占比为8%。2013年11月，4G商用之前，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移动用户占比分别为62.2%、 22.7%、 15.1%。

回归主流的TDD LTE

从拿到TD-SCDMA这张牌开始，中国移动就在寻找出路。在内部，中国移动明确TD-SCDMA只是一个过渡网。

一位在电信行业地位很高的权威人士很早就建议中国移动与其投TD，不如尽早关注LTE（Long Term Evoluation，长期演进技术，为第四代移动通信的标准之一）。在他看来，2G时代的技术有两种：GSM和CDMA；到3G，分别演化为WCDMA、CDMA2000；再往上走，都会走到LTE那条路上去。

国际标准组织3GPP关于LTE（4G）标准的研究是从2005年初开始的。2007年11月，3GPP接受了中国移动联合27家企业提出的TDD LTE帧结构方案。前述电信制造商的前高层告诉财新记者，当时，国际上提的4G备选标准有Wimax、LTE，LTE又包括全球标准化组织提出的FDD LTE、TDD-LTE以及大唐提出的中国TDD-LTE。“中国移动非常清楚地知道，若再按照大唐的方式搞那套中国的TDD LTE标准，中国移动的4G将沦落到3G同样的地步，于是中国移动积极斡旋，一方面劝大唐放弃一些自有标准，尽量与欧洲标准同步，一方面以中国移动的巨大市场说服爱立信，让爱立信带动其他设备商接受大唐在TD方面的坚持。最后，形成了一个融合的TDD-LTE标准，里面保留了大唐提出的帧结构，其他多与LTE FDD一致。在中国，TDD LTE标准被叫做 ‘TD-LTE’。这是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中国移动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了。”这位专家称。

2008年2月，在TD-LTE标准达成一致之后，中国移动宣布加入英国沃达丰及美国Verizon的联盟，共同研究LTE 4G技术，包括TD-LTE、 LTE FDD。随后，王建宙在业绩发布会上强调中国移动要密切关注LTE网络演进技术，并宣布TD-LTE正由信产部电信研究院牵头，以大唐、中兴、普天、展讯等厂商为核心加紧研发。

整个TD-SCDMA产业链都沉默地支撑了中国移动的4G决策。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对财新记者先容，TD产业联盟从2008年开始要求TD-SCDMA基站要兼容TD-LTE，基本上2009年开始建网的产品都是同时支撑TD-SCDMA和TD-LTE的。至于2008年为支撑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十个城市建设的TD-SCDMA网络，因为是2007年生产的基站，只支撑TD-SCDMA，这批基站后来被替换掉。

“中国移动实际上在投资TD-SCDMA的同时就在为TD-LTE做准备。一旦上马TD-LTE，不仅可以与TD-SCDMA共用核心网，还可以共用射频天线、基站、基站架构和站址。”前述电信制造商的前高层说明说。

2010年底，TD-SCDMA网络商用不到两年，在中国移动推动下，工信部批复了TD-LTE工作小组提交的《TD-LTE规模技术试验总体方案》。“当时，中国移动已骑虎难下，一是分配的TDD频谱没法做FDD LTE， 二是如果当时申请FDD LTE，不是打TD-SCDMA的脸吗？工信部也不会同意。”上述高层坦言。

TD-LTE规模技术试验启动之后，王建宙在多个场合表示2011年将是TD-LTE的商用元年，并通过邀请工信部、发改委领导去试点城市体验TD-LTE等方式强力推进TD-LTE发牌进程。“TD-SCDMA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看到TD-LTE这么快起来，它们也在千方百计尽量延缓TD-LTE发牌。在双方的拉锯战中，直到2013年12月，工信部才下定决心发放4G牌照。”中国移动内部人士分析。

同样是考虑到TD-SCDMA产业链的利益，工信部给三大运营商都发了TD-LTE牌照。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叫苦不迭，却宁愿等LTE FDD牌照，也不愿大规模建设TD-LTE网络。无奈之下，工信部在2014年6月批准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开展混合组网实验。对于中国移动，工信部坚持不许其进行LTE FDD 试验。

一位电信业内权威人士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实际上，LTE FDD与TD-LTE 的内核一样，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射频部分，就像一间屋子有两个门，LTE FDD门大一点，TD-LTE是小门，但从门里走进去之后看到的都是同样的东西。”

LTE FDD是全球运营商普遍采用的技术。GSA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全球共有93个国家商用244张LTE网络，包括219个LTE FDD网络和25个TD-LTE网络，其中有12个FDD/TDD双模网络。

“走到TD-LTE，中国移动就算从TD-SCDMA里面走出来了。一旦LTE FDD的门打开，中国移动完全可以走大门，与全球融为一体。不像TD-SCDMA，就算走到了屋子里，里面的操作也和别人不一样。”上述电信业权威人士说。

中国标准TD-SCDMA之殇：2000亿投资打水漂
提前上4G

2013年12月，工信部发放4G牌照之际，中国的3G用户渗透率刚刚达到34.1%。“在海外，一般都是3G用户渗透率超过50%之后，运营商才开始真正商用4G。中国从3G到4G的发展路径很有中国特色。”前述电信制造商的前高层先容说，“欧洲现在仍是以3G为主。”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TD-SCDMA。到了2013年，中国移动受TD-SCDMA之累的情势已很明显，为了平衡产业格局，中国只得提前上4G。“因为等待TD-SCDMA成熟，中国错过了2003年发放3G牌照的最佳时机，没有与全球走在同一时间点上。而2009年，中国硬要TD-SCDMA独立组网，为了改变由技术劣势影响而带来的市场竞争力下降，中国移动只能迅速推动TD-LTE标准和市场的成熟，用4G弥补TD-SCDMA的不足。这也导致了中国4G的时间表提前。”前述制造商高层感叹。

为尽快上马4G，中国移动的TD-LTE基站建设规模从2012年的2万个迅速增加到2013年的20万个，再到2014年的70万个，远远超过多年来TD-SCDMA基站的总和。

中国移动还为4G选择了过渡性的语音方案。实际上，无论是TD-LTE还是FDD LTE，4G都是为数据传输而设计，都需要额外寻找语音解决方案。通常的解决方案有三种，一是VoLTE，即在LTE网络上增加一层系统，语音、数据都由LTE网络控制。该方案有利于提升客户语音感知，但对LTE网络的连续覆盖要求高、所需时间比较长，被业内普遍认为是终极解决方案；第二种是CSFB （Circuit Switched Fallback，下称回落方案），即上网时待在LTE网络上，打电话则从LTE网络切换到相应的承载语音的网络；第三种是双待机方案，通过终端里面的两套通信系统同时待在设定的数据、语音两张网络上。CSFB和双待机都被称为过渡方案。

少有运营商一步到位走到了VoLTE方案。在实行规模组网之前，全球多数运营商选择使用回落方案来解决4G的语音服务。

在回落方案的选择上，因为多数运营商一般4G采用FDD LTE制式，3G采用WCDMA/CDMA2000制式，直接由FDD LTE回落到WCDMA/CDMA2000，能保证同时打电话、上网，还能很好地解决国际漫游、时延等问题。

中国移动的3G采用的是TD-SCDMA技术，在全球没有任何参照。为了给用户更好体验，中国移动反复讨论解决方案：若从TD-LTE回落TD-SCDMA，用户可以同时打电话、上网，但是受制于网络性能和网络覆盖问题（特别是在室内深度覆盖），用户打电话的体验可能会更不稳定，且3G覆盖不到的地方要再从3G回落到2G，时延过长，甚至有可能中途断掉，而且一旦到了国外就没法漫游；若回落到2G，用户的通话时延可以减少，但没法同步打电话、上网。

最好的语音解决方案自然是VoLTE。不过，VoLTE要2015年上半年才开始商用，中国移动2013年12月甫一发牌就推出了4G业务，根本等不及。中国移动最终选择了回落和双待机两种方案。

至于回落到3G还是2G，中国移动最终选择回落到2G网络上。“一是考虑到2G网络的覆盖比较好，二是从用户角度出发，打通电话是硬需求，用户打不通电话的体验要比不能同时打电话、上网严重得多。”中国移动内部人士先容。

由TD-LTE回落到GSM，中国移动少有借鉴。为了让4G能尽快商用，中国移动只能争分夺秒地摸索解决办法。目前，使用中国移动4G手机打电话的时延缩减到6-7秒的常规水平，打完电话可在1-2秒内瞬间返回4G网络。当然，对用户而言，想用4G同时上网和打电话，暂时还是不可能的。

TD-SCDMA曾带来的负能量现在转化成中国移动手里的筹码。从产业链层面，国际主要设备商都没有在TD-SCDMA方面投入过多研发，反而对TD-LTE投资巨大，譬如爱立信2005年即启动了TD-LTE研发工程项目，分别在瑞典、加拿大、中国设立研发中心，投资规模是“非常非常大”； 诺西仅在杭州设立研发中心和全球首个TD-LTE开放实验室，研发投入就高达数十亿元。它们希翼TD-LTE能尽快商用，无形中给工信部压力。

从全球技术进程来看，LTE FDD的强势铺开也从另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尽快上4G的决心。诺西中国区市场总监张健告诉财新记者，一般来说，在通信行业，技术差距在一年左右可以弥补，但如果差距拉长两年或更长的时间，这个技术引导的产业可能就处于从属地位，主流运营厂商只会跟进，不会将其作为重点。

美国运营商Verizon自2010年开始商用LTE FDD，之后不断有运营商跟进LTE FDD网络。中国如果不愿意让TD-LTE成为边缘化的技术，应该尽快发4G牌。

2013月12月，工信部向三大运营商发放了TD-LTE 4G牌照。出于保护TD-LTE产业发展考虑，工信部没有发放LTE FDD牌照。这等于给了中国移动抢跑4G的机会。

失去的机会

在中国移动商用4G时，TD-SCDMA网络已经初具规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年底，TD-SCDMA基站数达到50万个，全面覆盖所有城市及乡镇。野村证券统计，仅网络建设，中国移动在这张TD-SCDMA网络上耗资超过1880亿元。

TD-SCDMA借着“自主常识产权”之名实现了大规模组网，但在电信业内，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与对于提升中国企业在电信制造领域的专利实力并无多大作用。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TD-SCDMA并不是中国自己研发出来的标准。一位曾见证过大唐、西门子合作的权威人士对财新记者说，TD-SCDMA实际上是西门子和大唐一起搞出来的，大唐最重要的贡献是智能天线，系统主要用的是西门子的。

另一名参与标准制定的老专家认为，在TD-SCDMA里面，大唐拥有一些核心专利，但绝对不是像想象中那么多。

关于TD-SCDMA的专利，目前并没有一个业界公认的权威统计，主要原因是应用太少，企业认为统计没有意义。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早年曾经做过一个TD-SCDMA专利的统计，结论是大唐的专利占比为7.3%，中国企业的专利占比大概是20%。不过，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没正式公布过统计结果，大唐也不认可这个统计结果。周寰坚持认为，3G三大标准的真正区别在接入网上。在接入网上，TD-SCDMA无线方面的专利90%都掌握在TD-SCDMA产业联盟手中，其中大唐占了70%。

“可以确定的是，在TD-SCDMA从提案变成标准的过程中，爱立信、西门子、摩托罗拉、北电等国外企业都参与了讨论，虽然他们并没有开发TD-SCDMA产品的计划，却在TD-SCDMA技术标准中安插了不少自己的专利，主要是用于防御。”前述电信制造商的前高层称。业内人士多估计，中国在TD-SCDMA上的专利为百分之十几。

也是因为固执于中国专利，TD-SCDMA错失了成为真正国际标准、全球使用的机会。在李默芳最初的设想中，世界无线电大会给3G分配的频率包括FDD和TDD，作为TDD频率的3G标准只有中国提交的TD-SCDMA，TD-SCDMA有望成为真正的全球标准。

“若3G早点发牌，在FDD频率，中国的运营商可以根据既有的2G技术自主选择3G标准；在TDD频率，中国的运营商全部都用TD-SCDMA。”上述电信专家设想，等中国用好了TD-SCDMA，再让全球都跟着用，不是不可能，“但可惜的是，中国直到2009年才发放3G牌照，还是以TD-SCDMA独立组网的形式，国外运营商压根就没兴趣了。”

TD-SCDMA至今只有中国使用，若不进行专利共享，很难吸引设备商尤其是国际通信厂商参与到TD-SCDMA产业链里来。如此一来，TD-SCDMA既收不到专利费，又没法进行市场防御，已经失去了影响市场的意义。

之后，TD-SCDMA也未能帮助中国企业在LTE里获得更多话语权。“从技术角度，TD-SCDMA与TD-LTE的连续性不大，只能在5%的TDD标准里占到10%左右。”一位电信设备商专利研究人员称。

但是，杨骅对财新记者表示，从技术标准的角度，从TD-SCDMA到TD-LTE有接近10%的技术继承性。

“现在，海外运营商正在试验载波聚合技术，试图用FDD频率聚合TDD频率。一旦成熟，中国当时推的TDD核心专利就彻底无用武之地了。” 前述参与标准制定的老专家呼吁，“中国应该赶紧推TDD聚合FDD的技术，譬如中国移动可以用TD-LTE融合LTE FDD，以便在未来的标准之争里占一席之地。”

一边是中国通过力推TD-SCDMA标准获得的专利面临“架空”的危机，一边却是HUAWEI等设备商在主流技术里的专利实力不断增强。

数据显示，HUAWEI在无线通信领域国际标准中拥有2370件次基本专利；LTE/EPC领域已经在ETSI上声明1099件基本专利，占全球该领域的15%。紧密跟进主流技术的HUAWEI，在2003年12月建成了第一个正式投入商用的WCDMA网络，至2008年中国的TD-SCDMA商用前夕，已在国外斩获100个WCDMA商用合同，如今更是超越爱立信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商。

前述电信业内权威人士认为，中国在TD-SCDMA里的专利大约是百分之十几，主要集中在智能天线部分，其他专利都在国外厂商手中。现在看HUAWEI、中兴，它们在WCDMA/CDMA2000以及LTE都有很多专利，与TD-SCDMA也差不多。他反问：“中国支撑自主常识产权到底是支撑什么呢？大家应该在同样的赛道上与别人竞争，而不是一看竞争压力大就自己另外画一条跑道。”

复杂的后遗症

截至2014年10月，中国移动公布的3G用户数达到2.43亿，在全国4.82亿的3G用户总盘子里占比超过50%。这一数字看似庞大，实则掺杂水分。

在中国移动的统计中，凡是使用TD-SCDMA终端就算作3G用户，包括早期发展的TD-SCDMA无线座机用户。实际上，所谓的2.43亿用户中，很大一部分是冲着中国移动丰厚的补贴购买了终端，却很少使用3G服务，是“拿着3G手机做着2G的事”，并没有给中国移动带来收入的增加。

TD-SCDMA网络的利用率一直不高。中国移动CEO李跃曾在出席2011年度业绩会时坦言：中移动的3G网络2010年利用率为9.9%，2011年已升至13.8%，2012年的目标希翼增至超过15%。

在移动互联网启动的黄金时期，TD-SCDMA实际上很少有人真正使用，这是中国移动最大的痛。一个更明显的对比是：直到2014年10月底，已经发展五年多、拥有2.43亿用户的TD-SCDMA网络数据流量占比还只有23%左右，而刚刚发展不到一年、拥有5000多万用户的TD-LTE网络数据流量占比达到39%。

“曾经，中国移动某个地区的TD-SCDMA网络出了问题，坏了一个月也没有人发现。”中国移动的一家设备供应商内部人士说。

现在，TD-SCDMA网络的作用已经不多：主要是在4G网络未覆盖的地方提供网络数据服务，随着中国移动的3G用户升级或离开，它将自然消亡。

中国移动正全力以赴投入4G。统计显示，今年6月，中国移动的4G用户突破1394.3万，之后以每月千万量级的规模疯长，至今年10月突破5000万。而达到同样的用户规模，2G时代用了5年，3G时代用了3年。

与此同时，受4G网络条件和优惠政策影响，驻留在TD-SCDMA网络的用户已经开始转向4G。今年10月，中国移动3G用户总数为2.43亿户，较上月下降157.1万户，为中国移动推出3G业务以来的首次下降。

TD-SCDMA作为数据承载网络的功能也受到挑战。数据显示，今年10月底，中国移动的4G网络承载了约39%的数据流量，超过2G/3G网络成为数据流量的主导；其次是2G网络承载了约38%的数据流量。TD-SCDMA承载的数据流量占比只有23%。

中国移动已经调整了过去“四网协同”的网络策略。一位中国移动中层向财新记者透露，未来，中国移动将把更多投资放在打造一张4G精品网络上，通过对4G网络的不断扩容和优化提升网络质量。他先容说，在VoLTE成熟之前，4G的语音需要2G网络来承载，因此中国移动对2G网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会有少量投资，主要是用于“补盲点”，目标是为了保语音。至于TD-SCDMA网络，则维持稳定，不再新增建设投资。

除了不可能收回的投资，TD-SCDMA网络给中国移动留下的还有一堆烂摊子。

TD-SCDMA网络上驻留了上亿的用户，现在中国移动不能贸然清网，只能等待用户自然退网，这意味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移动需要维持2G/3G/4G三张网络并存的局面。网络复杂度高，网络之间如何协同、切换都给中国移动带来更大挑战。

“国外运营商很少长期同时运营三张网络，一般是2G/3G并存。4G到来之后，由于3G承接了大量的2G用户，可以选择清退2G网络，让3G/4G并存。TD-SCDMA则给中国移动出了个大难题，因为3G用户渗透率不高，且中国移动的4G网络选择了将语音回落至2G，现在的中国移动根本离不开2G网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移动在积极推动VoLTE，希翼能有一天用VoLTE取代2G语音服务。”上述电信制造商前高层分析。

网络复杂度高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让中国移动备受其扰，也影响了4G用户的体验。中国移动一推出4G服务，一名难以忍受3G龟速的中国移动用户就换了4G手机，升级到4G网络。她很快发现自己不能同时打电话、上网，而且通话质量也受到严重干扰，有时电话打到一半突然听不到对方的声音，有时拨出电话老半天也接不通，甚至有时会莫名其妙串话。

这并非孤例。财新记者了解到，随着4G网络的铺开，中国移动接到了大量的类似投诉。中国移动成立了专门的网络优化项目小组解决这些问题，包括金属音、单通、串话等。

“在山西，单通是反映得最多的问题。”一名山西移动中层说明，“原因很多，总结起来，一方面是网络越来越复杂，一方面是终端支撑的制式越来越多，带来许多新问题。”

对中国移动而言，尽快发展4G网络是跳出3G火坑的惟一可能，它只能在商用时点与用户体验之间平衡。前述电信制造商前高层对于中国移动的处境颇为理解。“TD-SCDMA只有中国使用，产业链已成孤岛，中国移动如火车头拖着产业链向前走，难免有独木难支的吃力感。只要4G的语音过渡方案能被市场接受，中国移动就会力推全球融合的标准，然后不断地优化改进。”他评论说。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的包袱——TD-SCDMA转而成了保护它的筹码，也进一步改变了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进程和格局。

由于中国提前发放4G牌照，刚刚尝到3G甜头、还没收回投资的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也迫不得已地跟着中国移动奔向4G，却至今迟迟拿不到想要的牌照。尽管工信部6月27日批准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进行4G混合组网试验，但在牌照未明之前，它们只能在政府暧昧的表态下，让不少已经搭好的4G网络“空转”。这无疑又将拉长其投资回收期，电信产业和企业的发展路径进一步被扭曲。

有“TD之父”之称的李世鹤早年曾称，TD-SCDMA在全世界都会得到运用。面对TD-SCDMA的现状，他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坚称，现在的TD-SCDMA发展得很好，它将中国的通信行业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TD-SCDMA走到TD-LTE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

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也坚持认为，TD-SCDMA改变了世界通信业的格局，使中国在全球通信业的技术标准里有了发言权。他还认为，TD在人才培养、引领创新、产业链养成等层面做出了贡献。

大部分受访的电信业内人士不同意上述看法。

前述电信制造商前高层认为，推动TD-SCDMA的过程既不符合市场规律，也没有遵循技术规律，其客观结果是过大于功。“它不仅让中国移动用整个3G时代的市场来埋单，还影响到了用户在现在4G网络中的体验。”他说，“以国家意志强力推进TD-SCDMA，延缓了中国移动成为全球最大电信运营商的步伐，也使得所有运营商的战略选择变得困难，不得不在3G还没收回投资的情况下就匆忙投入4G。”

“同时，它也引导中国的电信制造业走了一段不应该走的弯路，把有限的资源和智慧投入到了错误的方向。”这位专家说。

多位电信业内权威人士认为，“TD-SCDMA更大的影响是延误了中国的整个电信市场，用户和整个产业的发展都付出了代价。用户在很长的时间里，失去了享受更好移动互联服务的机会，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TD-SCDMA阻碍了整个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