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改革,在今朝岁末年初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有资料显示,2023年末至2024年初,已有山东、北京、天津、江西、贵州、广东、大连等20多个省(市、区)机构改革方案获中央批准。
2024年,在国家推行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高校内设机构也势必将大刀阔斧地精简人员编制。
高校机构改革发端有迹可循,教育部曾多次提到高校机构改革问题:1999年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当前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提到要精简机构,根据学校实际需要和精简、高效的原则,精简学校管理机构。
次年,中组部、教育部等部门就联合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按照“总量控制、微观放权、规范合理、精减高效”的原则进行高校机构编制改革。
2017年印发的《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提到,高校根据办学实际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自主确定教学、科研、行政职能部门等内设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
近些年,已有不少高校通过合并、撤销、重组等方式,精简行政机构,缩编减员。
朱珠在《现代大学治理体系视域下高校行政机构改革创新路径探究》一文中,根据可查到的《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基本情况统计资料汇编》,选取了37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2012—2016年间的行政人员数量情况进行对比发现,选取的37所高校的行政人员数量各有所变化,其中行政人员数年增长率为负的高校,约占到所抽取的高校数的35%。
中南大学的行政人员数减少最多,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年均负增长率次之。
图源:朱珠,《现代大学治理体系视域下高校行政机构改革创新路径探究》
2018年,清华大学正式启动机构改革,将39个校机关部门精简为33个部门。
2019年,华中农业大学将独立设置的管理和服务机构从之前的33个调整为20个,一次性砍掉13个机构。调整幅度之大,改革范围之广,为该校历次机构改革之最。
2023年10月,西北工业大学:明确“三减”(减机构、减干部、减管理人员),解决“三多”(机构、干部、管理人员均较多)。 高校这几年在减少部门、裁撤编制、重定考核目标、调整岗位、换届人员的方向上,一直没停下动作。
高校行政机构改革,为的是不被僵死的条条框框束缚,激发高校更多的学术热情与活力。从初心来讲,高校“瘦身”,对青年教师而言不无好处。理想的情况下,能提高青年教师在校工作效率。有人形容改革前的高校是“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如此冗余、臃肿的行政队伍,导致办事效率低下,成为青年教师工作推行的阻力。比如去年年初,“某高校博士后进站需要盖十三个章”一事曾引发舆论热议。再比如有青年教师想进行实验室温室改造,从招标、建设到审计验收,要不停地跑各种单位、经历不同的签字程序,历时一年多,让他不禁感慨:“这比发表论文还难。”过于冗杂的高校机构不仅不会助推高校教师的工作,反而成为重重阻力。这么看来,从高校教师的角度出发,有效精简高校机构也势在必行。但事实上,一所普通高校的部门当中,有的部门例如机关、后勤等往往采取统一集中管理的用工方式,所以相对来说,很多行政岗位的编外人员流动性没有那么高。流动性很高的,恰恰是青年教师群体。换言之,高校机构改革首先受影响的可能就是一线教学科研老师。繁重的考核任务加上“非升即走”的要求,一线教学科研老师在人员流动上表现得比其他部门要更不稳定。也就是说,很有可能青年教师还没有享受到高校机构改革带来的好处,就已经要率先卷铺盖走人了。
即使都是教学科研的合同制老师,不同学科的合同制老师稳定性也有较大区别。
那么高校合同工主要集中于什么部门岗位,流动性如何呢?
理论性学科由于人员缺口没有实验性强的学科多,学校不经常招新老师,也就不太push老员工(相对而言)。
而理工科类的学科,不仅二级学院招人,下属机构也不少,人员缺口大,常年纳新。不仅如此,许多高校还会把合同制员工的实质管理权交给具体的用人部门“拿捏”。
比方说,某些老师明明所属二级单位管理,但是仅做备案和形式上的审批,实际上自己的去留基本都是实验室、项目组负责人等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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